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是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动因。当中央银行通过增发货币或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时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总量与商品和服务总量之间的比例失衡，导致单位货币购买力持续下降。这种货币现象在1970年代美国滞胀时期尤为明显，美联储为应对经济衰退大幅增加货币供应，最终引发物价指数在五年内上涨超过100%。货币超发不仅推高短期物价，更会通过信贷扩张形成长期通胀预期，就像2013年中国经济放缓时，市场对央行降息的预期直接导致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。

经济结构失衡为通货膨胀提供了持续传导的温床。当某些产业过度扩张与另一些产业长期萎缩形成剪刀差时，资源错配必然催生结构性通胀。日本在1990年代后出现的"非需求拉动型通胀"就是典型案例，尽管整体需求并未显著增长，但土地和资产价格却因泡沫经济持续膨胀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产业空心化同样印证了这一点，制造业岗位流失导致服务业工资水平持续上涨，形成"成本推动型通胀"的恶性循环。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更为突出，比如印度近年来食品通胀与工业品通缩并存的现象，折射出农业补贴政策与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的双重困境。

预期管理机制的失效往往将潜在通胀转化为现实压力。当企业和消费者形成"越涨越买"的心理惯性时，市场行为会自我强化通胀螺旋。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，市场对欧元区货币信用崩溃的担忧导致欧元汇率暴跌，尽管实际经济数据并未恶化，但市场预期的自我实现还是引发了短期恶性通胀。中国2016年"资产荒"时期的理财产品收益率突破10%，本质上反映了市场对货币贬值的恐慌性预期。这种预期一旦与货币超发形成共振，就像2018年土耳其里拉危机中，货币贬值预期与资本外逃共同作用，导致通胀率在六个月内从8%飙升至24%。

政策应对的滞后性加剧了通胀的传导链条。当通胀率突破临界点时，央行加息政策往往面临"经济硬着陆"与"通胀失控"的两难选择。2015年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时，市场对政策转向的预期导致全球资本剧烈波动，新兴市场货币普遍贬值5%-10%。这种政策时滞在数字经济时代更为显著，加密货币市场的即时价格发现机制，使得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30%-40%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全球央行数字货币（CBDC）的普及可能改变货币流通速度，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，若主要经济体全面推行CBDC，货币乘数可能从3.2降至1.8，这种结构性变化将彻底改写通胀调控的底层逻辑。

当前全球通胀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。传统"菲利普斯曲线"揭示的失业与通胀负相关关系正在失效，2023年美国核心PCE指数与失业率同步降至40年低点。能源转型带来的供应链重构、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力替代、地缘政治导致的贸易壁垒，这些新变量正在重塑通胀的形成机制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到2025年全球平均通胀率将维持在4.3%，远高于疫情前水平。这种新常态要求各国央行必须建立"三维调控框架"：在货币政策维度强化前瞻性指引，在经济结构维度推动产业升级，在预期管理维度构建数字化的舆情监测系统。只有当货币供给、经济效率、社会预期形成动态平衡时，才能实现真正的通胀本质治理。